任何一州，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宪政可言。
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只有这些团体是联合性的，而不是惯例的或者风俗性的，只有这些团体被认为是自然发展的，而不是强加的，多团体的社会才是多元的。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但是，正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意义，使得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能有效地完成对农民主体性的再建构过程，他的乡村运动中的农民始终是被动与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之后，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去观察新中国的土改时，对农民的积极参与印象极为深刻。这一联合的思想是为了代表全民族社会：各族各教各地方各阶层各职业，但代表的同时要保持一致的立场，就必然不能直操政权。
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有害于统一的条件。——都是其社会理论的实践，而其指向则是国家统一，以及在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国体的延续，其宪政思想正是建筑其上。由此，政统与道统出现严重偏离、对立。
学界普遍无视儒家理念和中国文明史上的治理实践。这样的公共性语言显得极为庄重，对于受众，单是语言本身就散发出一定权威，这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极为可贵的。有人会说，保持古典性之宪法语言不便于人民群众阅读、理解。宪法的中国性当首先体现为形式上的中国性，主要是语言之中国性。
人们大量使用意识形态词汇而不觉，而这类词汇通常语义含混而布满政治陷阱。宪制如果背离道统，则绝不能长久维系，如秦制。
中国地理规模是世界最大之一，人口规模更是空前的。这将为宪法价值恢复中国性创造知识、文化与社会前提。前引《中华民国宪法》序言也宣告了一组价值，这组价值足够现代，而缺乏明确的中国性。人们一般用改革开放刻画邓时代三十年历史，但从长远历史视野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之变化，其实是政治与文化和解之过程，是政统与道统对立略有化解之过程。
古圣先贤具有确定的宪法理念，《尚书·皋陶谟》所记载者是舜、禹禅让之际，舜、禹、皋陶等圣贤基于尧舜之实践而订立宪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本法(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明了政体架构具有客观性之理念;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则阐述了法律规则之客观性原则，而这是法治之基础。也许，立法者试图通过反复使用这些语词，塑造一种庄重感，其实给人的感觉是罗嗦。这一点，孙中山先生树立了典范。宪法价值是宪法之魂，也为国民描绘了一个愿景。
由上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此愿景之达成，任重而道远。然而，何谓健全、优良?学界有各种看法，本文拟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不论中国现有宪法渐进演进，或者未来制定新宪法，其健全优良之首要前提是具有充分的中国性或中华性。
《共同纲领》和各部《宪法》之序言及第一章《总纲》，几乎完全是由意识形态语言堆砌而成。中国宪法应当具有中国性，此为一立宪常识，也是各国立宪者所奉行的。
当局主张文学之人民性，语言之大众性，赵树理等人被树立为文学的典范，用以教育民众。政统对道统全面开战，权力与生活处于战争状态。邦国运用其全部的智慧制定出优良、健全之宪法，并有效地实施，乃是其治理秩序趋于优良之关键。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管如此，这样的立宪思路却是可取的。在此十分重要的是，当下之研究需要放宽视野，对于传统社会之治理秩序进行全面研究，包括上层政体、地方制度、宗教制度、文化的政治架构等等面相。
因此，稳定的治理架构之建立必伴随着语言从打天下体系向治天下体系之转换。[10] 《联邦十不可论》，收入张君劢著，开国前后言论集，台北：中正书局，中华民国六十一年。
他之反对反满激进革命，当然不是维护满清皇权，而为避免中国道统受到严重冲击。文学家们旨在抒发较为强烈的情感，而情感具有多样性，因此，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个性，历代也有变化。
不过，立国后，他们都启动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之转换。欲宪法恢复中国性，政治哲学和宪法科学须先有文化之自觉，打破历史主义神话，回向儒家，以同情的理解之心态，探究、思考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共同体五千年的治理实践。
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有几项顶层宪制，与欧美各国大不相同：首先是国民大会制度，其次是五权分立制度。第三，宪法语言罗嗦、松懈。由此而有了传统的私人财产制度、市场制度之复归，正是它带来局部的自由与奇迹般的经济繁荣。正是它，把宪法之复杂条文连贯为一体，且通过诉诸国民之情感和精神，而赋予宪法文字以现实的文化和政治力量。
比如六法全书适当地运用了一些古典语言，如《中华民国宪法》序言：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个中理由实际上非常简单：中国之外的大国作为现代国家之建立，系小邦联合而成，自然采用联邦制。
更重要的是，立宪作为自上而下地强加根本性公共制度之过程，不可与共同体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固有之治理习惯、架构陷入全面紧张、冲突之中，不可全盘颠覆社会固有之治理理念，这些同样是道统之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立法者不愿花费精力，对宪法之用词、语句和整体文本结构进行仔细推敲。
四种宪制、生活之对比，当可大大有助于体认道统与宪法的关系，也即思考宪法之中国性的可能通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此后才是意识形态话语。
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这些永久性价值就是道，其阐释之统绪就构成美国之道统。它们确实总是有自己的历史，不过，它们也必须被不断地衍生，被阐释，并得到应用。在此过程中，儒家词汇、理念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和谐社会纲领之提出，是中共对传统治国理念进行的一次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
换言之，传统中国的公共性语言始终具有较明显之古典性，清代上谕之语言与汉代诏令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清代大臣之奏疏与汉代大臣之对策相比，也并无多大差别。不过，道统具有构造自我恢复之力量。
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可理解之，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可大体理解，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可借助于专业人员理解之。去年五月份，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条微博：希望有一天，中国宪法的序言这样开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从二十世纪初，现代知识分子基于强烈的自卑感，走上全盘性反传统之路，他们所构造的现代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宣传体系均无视道统，甚至以摧毁道统为目的，而以中国文明一片漆黑的判断为基调，中国人遵行数千年之价值，被冠以愚昧、落后、专制的名号而遭到否定、批判。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戴季陶著，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中华民国十四年，第36页)。